事实上，对于这位农夫来说，各袋谷物可以互换使用，并且失去其中一袋谷物（无论哪一袋）总是意味着（假设农夫的偏好没有改变），鹦鹉要么必须自觅食物，要么必须另寻一位善心的农夫——他的谷物超出个人所需。

创新活动的不连续性使得经济呈现周期波动而非持续繁荣。经济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学派叫圣塔菲学派，他们在计算机上创造了一个人工股票市场，得到结果解释了金融领域非常有意思难题，标准金融理论倾向认为，市场是高效的，羊群效应没有理由会出现，系统的投机利润不可能存在。

禀赋效应引起的困惑，原因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了经济分析中的数学手段牺牲了经济真理。经济问题是：第四袋的价格是多少？从农夫的角度来看，显然他可以放弃某些价值，从而得到额外的谷物。按照这个哈耶克三角，生产越迂回，即生产最终消费品所需要的中间产品越多，越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因而也会有更大的货币总量。阿布莫维茨则认为，这部分增长可能包括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市场扩张等诸多因素的作用，而这些要素各自作用究竟有多大，经济学家几乎一无所知。夏明老师为金融学发展打开了一条新道路，但是这条路仍很漫长，除了上述提到金融企业家理论的缺失还有对金融伦理的探讨，正是因为金融市场比物物交换多了两种交易方式，信用交易和期权交易，两者区别在于信用交易约定期权借还一致，而期权交易可以在约定时间按照合约交易，可以不一致，所以人性的伦理也变得更加复杂，在这里笔者并没有完全考虑清楚，前路漫漫急需求索。

同样夏明老师书中涉及到这里面三个思考，第一个思考就是经济学在金融市场中应用，夏明老师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与传统金融学理论结合起来。市场内自发的人的偏好变化可能会引起某个行业的短暂地波动，却不会导致金融危机，但由政府主导的信贷扩张和利率变化则会创造一个虚假的繁荣或者非理性繁荣，但泡沫终究会破裂。同时，在一些领域很可能会长期保持政府的政策干预，比如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保留一部分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

抑制性金融政策在一个经济中的实际效果，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对比，而决定这个对比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场机制成熟的程度。虽然金融抑制指数从1980年的1.0降到了2015年的0.6，表明市场化的进程也在推进，但当前中国的金融抑制的水平，依然居于世界高位（如图1所示）。遵循渐进，深化改革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政府干预已经演变为下一步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重要制约因素。原论文《评估中国金融改革：抑制性金融政策的动态效应》（AssessingChinas Financial Reform: Changing Roles of Repressive Rinancial Policies）刊发于《加图学报》（Cato Journal）。

黄益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葛婷婷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所以，前苏联、东欧的经济转型并不顺利。

这个趋势如果不能及时扭转，中国经济不但很难保持高速增长，甚至存在停滞的风险。这样适度、适应金融发展与监管水平的干预，总体上看来是弊大于利的，也是中国40年金融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另一方面，政府兜底造成了不少道德风险问题，而且许多新型金融业务，比如交叉销售、影子银行、数字金融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这也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持续上升。政府在改革期间保持对金融体系高度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双轨制的改革策略，一方面支持国有企业持续运行，另一方面为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中国在改革期间所采取了大量的抑制性金融政策。但最近金融抑制的负面效应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政府干预的效率损失日益增大，特别是僵尸企业的增多。二是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笔者利用中国的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抑制指数在改革前期确实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到了近期则变成了负面影响。

利用统计回归结果做的一个测算，假如完全取消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即将金融抑制指数降到0，20世纪80年代的GDP增长可能会下降0.8个百分点，90年代的GDP增长可能会减少0.3个百分点，而新世纪的GDP增长则可能会增加0.1个百分点。这样一个改革策略显然有别于前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

抑制性金融政策与休克疗法 1978年底，中国只有一家主要金融机构，即兼具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责任的中国人民银行。实证分析表明，在中国改革的前期，正面效应主导，而在近期，负面效应开始主导

要深刻理解在主权货币存在的条件下、人人都可创造货币的现实，我们必须讨论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问题。简言之，保证国家主权的行使，是货币发行的前提条件，照此标准，Libra离真正的货币还存在巨大的制度鸿沟。在这个意义上，法币、各种私人货币的同时并存，将是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局面。如果Libra广泛流通，并且出现了基于Libra的存贷款活动，是否有货币创造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基本原因在于：基于Libra的存贷款活动不会创造新的Libra。例如，在国内最为流行的《货币金融学》教科书中，米什金就说，货币就是在产品和服务支付以及债务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东西。这两个范式存在很大差异，自不待言，但是，其基本功能都是承载金融资产及其交易。

因此，中国应鼓励民营企业研发数字稳定币，并加速发展单中心-多中心-无中心相结合的分布式金融体系，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提升自身的发言权。说的准确一些，Libra币自身的成功或有不确定性，但是，它所代表的数字货币的发展方向，则是不可逆的。

正是这一安排，凸显了Libra币与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各种货币金融安排形成正面竞争的明确立场。这些货币在各类自主组织中通行，有些还可与其他自主组织的货币相兑换，有些甚至同法币存在稳定的兑换关系。

Libra币的发行以及资金使用，与过往大多数数字货币存在明显不同。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最早流通于市场上的货币，并不必然与国家主权有关，在多数情况下和相当长时间里，它们是私人的，因而是多中心的。

不仅如此，在MMT中，货币始终被从国家主权角度出发、并时刻不离国家（政府）的经济权利来加以分析。发钞和课税，并列成为在经济上支撑国家存在的两大支柱，而发行货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则更由课税的需要决定。在这个意义上，Libra联盟又像是现代的上市公司。然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为Libra提供不止一种锚定资产，或有谨慎之利，但是，由于这两种价值基础的定价机制完全不同，行之久远，必然引发套利操作，激发深层次矛盾，进而伤及Libra币自身的价值基础。

对此，我们不能不持续关注。深一步看，Libra的发行100%基于法币储备池，因而也不可能产生铸币税。

由此可知，所谓法偿货币（简称法币）亦即主权货币，其最本质的属性是：公民持之纳税和（或）还债，政府不得拒收。对于中国，Libra的问世有怎样的挑战呢？我以为，挑战首先在支付领域，因为，在一个可以预见的长期内，Libra的用武之地仍将局限于支付领域。

可以认为，Libra的成功是大概率事件。在这种双重资产支持的安排上，我们看到了世界上第一部中央银行法《比尔条例》精神的复归。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各种类型的数字货币此起彼伏地出现在当代经济金融生活之中时，货币的定义也开始与时俱进，例如，在近几年风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货币理论》（MMT）中，货币就被定义为一般的、具有代表性的记账单位。这些货币（或其他称谓），由于完全满足被人接受的必要条件，都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货币的功能。根据白皮书披露的信息，Libra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计划在2020年上半年正式上线。就是在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挟现代科技之力风起云涌地发展过程中，各种私人货币，作为自主组织的创造物和自主治理工具之一，有了用武之地。

Libra几乎涉及经济金融的所有领域。在马克思那里，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这种挂钩安排，进一步也使得基于Libra不可能生成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一个多月来，Libra币成为全世界所有的货币当局、国际组织、财经机构的头号议题，甚至美国立法机构也被裹入其中，虽然议论纷纷且不乏负面评价，但多数人都清晰地意识到，数字货币在经历了不长的试水阶段之后，已经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登堂入室。

值得分析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目前，全球已有不少国家认可数字货币的合法性，而Libra背后的巨头联盟将对其合法性提供进一步增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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